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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追诉期限何时起算?

时间:2021-01-14

  近日,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报道了一则新闻:《男童被拐十年养父获刑2年,相关专家:买方入刑其实是“无奈”的选择》。新闻讲述了张某某在2010年4月,以2万元的价格“收买”了一名男童“刘某”并抚养至2020年1月被公安机关解救。2020年10月12日,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被告人张某某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判,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据新京报报道,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点:其一为张某某是否明知刘某是被拐卖的儿童,这涉及到张某某罪与非罪;其二为张某某的收买行为发生在2010年4月,是否应适用2010年时《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深圳刑事律师杨程认为,对于第一个问题,由于需要综合考量全案证据,无法仅从有限的报道材料中分析得出合适的结论,故不予评价。但对于另一个争议焦点所引申的问题却十分值得探讨——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1]的追诉期限[2]应当自何时起算?具体而言,如果自“收买”行为结束之日起算,则本案的追诉期限[3]已过,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没有追诉期限中止或中断的事由,则不应当追究张某某的刑事责任;如果自被拐卖的儿童获救或脱离收买者时起算,则本案的追诉期限尚未过期,应当追究张某某的刑事责任。
 

  二、学理上的争议
 

  要讨论本罪追诉期限应自何时起算,首先应当明确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属于即成犯、状态犯还是持续犯。根据结果发生的状态与犯罪行为的实施,犯罪可以分为即成犯、状态犯与持续犯。所谓即成犯,是指犯罪行为终了,犯罪成立,法益被侵害并随之被消灭,例如故意杀人罪;状态犯是指犯罪终了时,法益遭到侵害,但并没有被消灭,只是法益受侵害的状态仍在持续,如盗窃罪;持续犯是指在法益侵害的持续期间,危害行为与侵害状态同时存在,典型的例如非法拘禁罪。
 

  学理上对该问题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属于持续犯,收买行为自收买开始到被害人被解救之前,其收买行为处于持续状态,只要被害人还在收买人的控制之下,那么收买行为就尚未停止。根据该观点,本罪的追诉期限应自被收买的儿童被解救或脱离收买者时起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本罪属于状态犯,收买行为完成、被拐卖人置于收买人实力支配之下,收买行为即告结束。由是,本罪的追诉期限应自收买行为完成时起算。
 

  三、审判实践的分歧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不仅在刑法的理论中存在争议,在审判实践中也有分歧。

  有的法院以“收买”行为完成时作为本罪追诉期限的起算时间。但遗憾的是并未在判决书中充分说理,解释为何要以该时间节点作为追诉期限的起算时间。

  例如,在登封市人民法院《(2015)登少刑初字第16号郭某某、王某拐卖儿童一审刑事判决书》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在2005年10月以6500元的价格购买一名女婴并抚养至今(2015年)。最终,法院认为“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追诉时效为5年,从2005年10月被告人王某收买被拐卖儿童到2010年11月帮助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已超过法定追诉时效,故就该起犯罪事实不应再追究被告人王某某的刑事责任”。再如,在清丰县人民法院《(2019)豫0922刑初19号王顺献拐卖妇女、儿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一审刑事裁定书》中,法院认为,因王顺献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已超过追诉时效期限,对被告人王顺献终止审理。

  也有的法院以自被拐卖的儿童获救或脱离收买者时起算本罪的追诉期限。例如在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883刑初23号梁庆红、梁红梅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一般情况下,追诉时效的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即侵害了儿童的人格尊严,也同时侵害了儿童的人身自由权利。因犯本罪时,被害人往往处于婴幼儿或者儿童时期,此时,被害人不知且也不具有表达自己意识的能力,更无从谈起通过向司法机关报案等方式救济自己的权利,在被害人被自己父母出卖牟利的情形下,被害人更不具有自力救济的条件。被害人完全被收买人非法控制人身自由并抚养,其对自己系被拐卖的情形毫不知情,也无从获悉。此时被告人对被害人的犯罪行为仍然持续存在,故本案对被告人梁庆红、梁红梅的追诉,没有超过追诉时效”。

  再如,本案的审理法院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也持相同观点,其认为“被告人张某某2010年4月收买被拐卖的儿童,该行为持续到2020年1月公安机关对被买儿童解救,应适用现行法律规定”。换言之,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也认为本罪的追诉期限应自被买儿童解救时起算,本案不会涉及已过追诉期限的问题。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并非是“假想的问题”,相反,是一个实践中确实可能遇到,需要被认真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加重对收买者的刑罚之后,倘若不统一适用法律,必将导致同案不同判,有违公平原则,影响司法公信力。
 

  四、本文观点: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系状态犯,其追诉期限应自收买行为完成时起算
 

  深圳刑事律师杨程认为,本罪应属于状态犯,其追诉期限应自收买行为完成时起算。首先,从罪行法定的原则出发,对法条的理解首先应当从法条用语出发。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之一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罪名和罪状描述中,均使用“收买”一词。而在现代汉语中,“收买”往往理解为瞬时行为,而非持续性行为。换言之,不宜将“收买”行为扩大理解为包含收买后的“控制”等行为。例如,本案中只能说张某某于2010年收买了刘某,而不能说张某某自2010年起一直在“收买”刘某。

  从本条法律的设置中也可对该观点加以佐证。本条第三款、第四款做了如下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并有第二款、第三款(非法拘禁罪)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因此,如果行为人在完成收买行为后,有“控制”妇女儿童人身自由的,实际上应当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即“控制”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应以非法拘禁罪论处,也反证了“收买”行为并不包含“控制”等行为。

  其次,从体系解释角度来说,刑法倘若要同时处罚“购买”和“控制”某一事物或人的行为,通常会设立两个罪名,“购买”与“控制”行为相分离。例如,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购买假币罪与持有假币罪等等。深圳刑事律师杨程认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非法拘禁罪应做同样理解。换言之,本罪所处罚的实质是行为人“收买”行为,其“控制等”行为应由非法拘禁罪或其他罪名予以规制。

  最后,倘若认为本罪属于持续犯,在某些情况下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例如甲在2010年收买了被拐卖的乙。两年后,甲娶丙为妻,并告知丙,乙并非其亲生儿子,而是向人贩子手中收买的,丙听闻后未表示反对而是与甲一同抚养乙。根据承继共犯理论,丙在得知甲收买被拐卖的乙后,共同抚养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其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共犯。无疑,这样的结论难以令人接受。
 

  综上所述,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应当认定为状态犯,其追诉期限应自收买行为完成时起算。回到文章开头的案例中,如果张某某不存在追诉期限的中止和中断事由,则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1]该罪名的完整名称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为方便表述,本文中仅表述为“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但对于犯罪对象为“妇女”的,同样可以适用。

  [2]也可表述为“追诉时效”。

  [3]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追诉期限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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